教学案例
1.“红色资本家”荣毅仁的部分经历
“红色资本家” 现身说法
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是解放前上海最有实力的大企业家和最有钱的人。解放前，荣德生父子考虑再三，留在了上海。荣德生认为：中国人还是在中国好。荣毅仁也想，共产党来了，总不至于比国民党坏吧？
上海解放的那段时间，解放军不扰民的做法让荣毅仁对共产党产生了好感。与陈毅的一次交往，让他对新社会抱有信心。1949年6月初，市军管会通知他去开会，会上见到了陈毅、曾山、潘汉年等领导人。陈毅传达了党中央的政策，鼓励民族资本家恢复工商业，党和政府可以帮助解决困难。当时困难重重，原料进不来，市场未恢复，碰到很多困难。政府做了许多工作，尤其是派陈云、上海副市长潘汉年了解情况，解决问题。
1950年4、5月间，北京召开了全国税务工作会议，荣毅仁带队作为应邀代表参加。陈云、薄一波主持会议。当时，荣毅仁就改进税收工作、调整税率等问题反映了工商界的意见，得到了中央的重视。
政治的昌明，社会的进步，使荣毅仁开始积极工作，并频频参加政治活动。1950年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开幕前夕见第一次到了毛泽东。1955年10月，第二次见到了毛泽东，当时正值全国范围内公司合营高潮，毛泽东的讲话语重心长，他说：“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有困难的时候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而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那么，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自此，他回到上海，向市人代会保证：“我一定要把所得的利润投资企业，购买公债，来支援国家的建设。”同时表示：“我一定要吧自己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做一个真正的同志。”1993年，76岁的荣毅仁当选为国家副主席。
民族资本家的心态
——1956年1月，荣毅仁答记者问
记者直率地问： “ 消灭剥削，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对于你失去了什么？得到了什么？”
荣毅仁很快就答道：“对于我，失去的是我个人的一些剥削所得，它比起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投资总额是多么渺小；得到的却是一个人人富裕、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我，失去的是剥削阶级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互不信任；得到的是作为劳动人民的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和信任，而这是金钱所买不到的。因为我积极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自愿接受改造，在工商界做了一些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工作，我受到了政府的信任和人民的尊重，得到了荣誉和地位。从物质生活上看，实际上我并没有失去什么，我还是过得很好。”
有人说，当时的资本家是白天敲锣打鼓，晚上回家抱头痛哭。周恩来在谈到荣毅仁时曾说：他是全国第一号资本家，他在这个地方讲，他那个阶级应该消灭，可是，另外碰到的一个人又跟他说：你祖宗三代辛辛苦苦搞了这点工厂，在你手里送出去实在可惜呀！他也眼泪直流，这是很自然的，合乎情理。两种情形都存在，都是真实的。这种又接受和平改造，又感到痛苦的表现，如实地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心态。
1956年初，全国范围内出现了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一天晚上，毛泽东会见上海80位工商界人士，想听听这些私营企业老板的意见。会上这些资本家争相要求将他们的企业转为国营。会后，毛泽东改造工商业的策略形成了。
案例来源：魏晓文等编著，毛泽东思想概论教学案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适用范围: 社会主义改造。
讨论题:
1、上述案例，反映出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了怎样的政策？成功的经验有哪些？
2、中国共产党“改造企业和改造人同时并举”的方针有何重大意义？
分析思路：
1、结合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原则和步骤，总结成功的经验。
2、结合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分析改造企业和改造人并举的重要性。
2.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经验和教训
背景介绍
在对中国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中国共产党坚持通过合作制把农民引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制定了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国家援助的原则，通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社会主义改造形式、把个体农业经济基本改造为集体所有合作经济。建国初期，在新老解放区，广大农民为了克服个体农业的极端分散性和经济力量薄弱的状况，改善生产条件，增强抗灾能力，在生产实践中，开始进行必要的互助和协作，成立了农业生产互助组。这种劳动组织形式早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即已开始出现。当时称之为变工队，是农民相互间调剂劳动力的一种方法，它明显地提高了生产力。建国初，广大农民继承了这一形式并加以改进，成立了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集体劳动组织一一农业生产互助组。其特点是：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仍归农民私有，实行个体经营，在组内进行换工互助，或共同使用某些生产资料。互助组分为农忙季节临时组织起来进行换工互助的临时互助组，和成员比较固定的常年进行换工互助的常年互助组，后者有少量的公共财产。互助组较单干优越。它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耕畜、农具和劳动力不足的困难，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力，是农民个体经济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过渡的初级形式。随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逐渐兴起与深入，农业生产互助组被初级农业合作社所代替。
农业合作化政策的制定
土改以后，农民虽然分得了土地等生产资料，生产和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但由于中国生产力落后，土改后个体农业拥有的生产工具严重不足，生产资料也十分缺乏，不少农民在出产中碰到了很大的困难。据对23个省的l5432个农户的调查，1954年平均每户占有耕畜0．64头，犁0．54部，水车0．1架。在资金方面，平均每个农户一年购买商品的货币支出，贫农为135．5元，其中买生活资料的支出占77．6％，买生产资料的支出占22．4％，而直接用于头生产工具的，只有3．5元。中农为208．4元，其中买生活资料的支出占61．7％，买生产资料的支出占38．3％，直接用于买生产工具的也只有7．6元。个体农业由于生产力发展不足，生产工具和资金严重匮乏，在生产中遇到的困难，单靠自身的力量是难以解决的。由于个体农业的极端分散性和经济力量的薄弱，决定了它不能兴办较大的农田水利建设，来改善生产条件，增强抗灾能力，因而它不可能持续地扩大再生产，如遇天灾人祸，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个体农业经济的这些局限性，妨碍了农业生产力的进-步发展。
组织起来的农业合作经济，能突破小农经济的局限，能办他们难于办到或办不好的农事，解决单门独户难以解决的困难。如通过互助合作，能进行必要的互助和协作，对某些生产要素，生产环节作合理的调节和安排，解决贫下中农因缺少大农具、牲畜等在生产中的困难。能兴办较大的农田水利建设。实行分工分业，开展多种经营。而且随着合作经济的逐步壮大和发展，还有条件接受社会主义工业在农业机械和其它技术方面的支援，创立新的社会化的生产手段。因此组织起来的合作农业，在农村生产技术条件基本相同的情况下，比个体农业更能发挥原有生产要素的作用，挖掘生产潜力，提高农业产量，有利于农业向现代化方向发展。据农业部对东北、华北40个初级社的统计，1951年这些合作社单位面积产量平均超过当地单干户产量的39．3％。福建龙溪地委对四个县的五个社、五个互助组、五个单干户的调查，1953年早稻收成情况，初级社平均亩产量526斤，互助组420斤，单干户390斤。由此可见，土改后，对农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变革，反映了农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同时，工业所需的商品粮和相当一部分原料，依靠农业提供。据统计，1954年以前，以农业产品为主要原料的工业品的产值，约占工业总产值的50％、占轻工业总产值的80％左右。1953年，随着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规模展开，要求农业有计划地为工业提供更多的商品粮和原料。但当时的个体农业，满足不了这一要求。
个体农业生产水平和商品率都很低，不能为工业化提供足够的商品粮和原料。而合作农业不但能比个体农业提高生产水平，而且商品率也比个体农业高。据国家统计局对25省1.6万多个农户调查，1954年贫农个体农户粮食商品率比社员低18％左右，中农个体农户比社员低5％左右。因此，合作农业比个体农业更适应工业化发展的需要。
另外，农村两极分化对贫农经济地位的威胁，使开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成为一项迫切任务。农村中的两极分化表现为高利贷、雇工剥削、租佃和买卖土地。据1952年华北局调查，在8个村中借债户占总户数的23％、比银行借贷面还要宽，借钱月利高于3分，借实物月利高于5分。又据吉林省调查，春借粮1斗，秋还2斗，借钱月利一般在10％左右，高的有30％。土改后，农村雇工剥削逐步增长。据1952年华北局在山西省7县22个村的调查，雇长短工者475户，占总户数20％强。据山东调查，如以土改前雇工总日数为100，则1950年为20，1951年为28，1952年为29。农村中租佃土地者，也逐渐增多。据1952年热河省对6个村的调查，l949年有34户，共出租土地l28亩，1952年有122户，出租土地79l亩。土地买卖也越来越多。据山西静乐县19个村的统计，有167户老中农因出卖土地下降为贫农。有47l户新中农也下降为贫农。两项占农村户数的11％。这些下降户中有6-10％的农户成为赤贫户。农村的阶级分化，一方面表现这一些农户因无力抵御天灾人祸而破产，另一方面表观为新富农的出观。据湖南省对9个乡的调查，从土地改革后到1954年，富农户数占总农户比重的变化是：土改时为3．2％，1952年为3．4％，1953年为3．6％，1954年为3．7％。据1952年东北局的调查统计，全东北有10％左右的农户成为新富农。这些新富农在农民中的影响也在增加，因为它适应小农经济自发地发展的规律。如果听任农村两极分化现象的发展，破产的贫农将对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不满，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富裕农民也会对国家不满，工农联盟就有破裂的危险。
农村自发的资本主义趋势，将破坏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分散的小农经济是无法纳入国家计划的。小农经济自发地发展，必然走向资本主义。列宁在《论粮食税》中指出：“在一个小农国家内，占优势的，而且也不能不占优势的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在土改后的一些农村里，由于一时放松了对农民的教育，对农村经济放弃领导，不少农民弃农经商。四川奉节县朱衣乡1953年秋收时有330多户放下生产做买卖。当时芝麻上市，他们在20天里收购了8万多斤并进行加工，趁合作社缺油时以高价出售。由于商业利润普遍高于农业，农民中自发地弃农经商，将使农业不适应工业发展需要的矛盾更趋尖锐，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将难以实现。在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之前，农民中有囤粮拒售，甚至一些共产党员也拒绝将余粮卖给国家的情况，这些情况集中地暴露了小农自发的资个主义趋势同国家计划经济之间的矛盾。只有把小农经济组织起来，直接同国家建设计划相联系才能解决这一矛盾，才能割断农民同资本主义的联系，实现他们与国家的联系和合作，从经济上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对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农民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劳动农民集体所有制，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因此，党确定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邓子恢曾经指出：“不改造，就会动摇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民主制度的基础。”这一论断是十分深刻的。
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是一方面从流通领域组织起来，并切断农民同资本主义的联系，使农民摆脱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的剥削和影响。其办法是实行信用合作社，供销合作，实行粮食、棉花等重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另一方面从生产领域组织起来，逐步将农民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摘自《党史导读》）
纠正合作化运动中的急躁冒进偏向
1953年2月，中共中央正式公布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大大推动了互助合作运动的向前发展。1953年春，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个别试办发展到在全国农村普遍试办的阶段，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发展到1．4万余个。但在大发展过程中，在部分地区曾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急躁冒进倾向，主要是贪多贪大，追求高级形式和违反自愿互利原则，强迫命令等。党中央对此十分重视，在3月份短短的一个月内，连续向全党发出《关于缩减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发展的五年计划数字给各大队的指示》、《关于布置农村工作应照顾小农经济特点的指示》、《关于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等，以纠正急躁冒进的倾向。1953年4月，中央印发《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关于春耕生产的指示》、人民日报社论《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等三个文件，并且将这三个文件以《当前农村工作指南》为书名，由人民出版社发行全国。这三个文件，“揭示了党在当前阶段指导农村工作时所必须掌握的理论认识和重要政策原则，以及群众路线工作方法。”中央希望各级党委组织一切从事农村工作的人员认真学习，求得在思想水平上提高一步，以保证党在农村工作中的胜利。
三个文件的主要内容是：（1）必须正确认识农民在土地改革后所发扬起来的生产积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发展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一个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农民这两种积极性都是迅速发展国民经济和促进国家工业化的基本因素。根据我国现实的经济条件，农民个体经济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将是大量存在的。一亿户个体农民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工作的出发点，应该充分了解农民小私有的特点，决不能粗暴地挫伤农民这种个体经济生产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热情，在现在发展农业生产事业中占有头等重要的地位。（2）要帮助广大贫苦农民迅速地增加生产，克服农民在分散经营中所发生的种种困难，要使国家得到比较多的商品粮食及其它工业原料，同时也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和购买能力，使国家工业品得到广大的市场，就必须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依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积极稳步地推广农业生产的各种临时互助组织和常年互助组织，试办以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些互助合作形式是将农民逐步引向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的必要过渡形式。但它在目前还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互助合作性质。在组织互助合作社时，不要忘记从群众的觉悟水平与切身经验出发，从群众的实际要求出发，从小农经济的生产状况出发，正确地解决农民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结合问题，稳步地循序渐进，任何急躁冒进都会挫伤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因为，没有一个农民会相信强迫他们或侵犯他们利益组织起来的互助合作社可以在未来满足他们的利益。同样，只有用事实向农民证明，举办起来的互助合作组织，生产确实是增长的，个人收益确实有所增加，农民才会喜欢这些互助合作组织，才会推动这些组织由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发展。反之，如果互助组和合作社有无人负责的浪费和破坏现象，生产降低，或者生产多而分红少，不能得利，反而负债，就会使已参加者失望、动摇或要求退出，未参加者望而却步。因此，要把互助合作办好，就必须坚决执行保护个体农民利益的政策。（3）发展农业生产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工作中压倒一切的中心，衡量农业互助合作社办得好坏的第一个标准是是否增产。为了支持农业生产，各级党政部门应该积极帮助贫苦农民解决生产资料的困难，主要解决牲畜、农具、种籽、肥料等困难，政府应发放农贷和组织技术支援，帮助农民逐步改进生产技术，减少自然灾害（水、旱、虫灾），发展供销信用合作事业，发展城乡物资交流。只有切实帮助农民增产增收了，才能促进农业互助合作的更好发展。
此外，文件还指出，在当前情况下，农村中存在一定的自由借贷、农村集市、自由贸易，和雇工自由、土地买卖、租佃自由，这是个可避免的，因而也是容许的；富农的发展是受限制的，但完全排除富农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而且对生产的发展也是不利的。在中央统一认识和得力措施的指导下，各中央局和省市委积极努力，很快对农村互助合作社作了认真的整顿和大力的帮助，使这次"左"的偏向在损失不大的情况下很快被纠正过来了。
案例来源：http://jpkc.zju.edu.cn/kj/k/236/
案例适用范围：社会主义改造。
讨论题:
1、结合案例，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遵循了什么样的改造道路？
2、农业改造过程中，从制定政策，到纠正急噪冒进偏向，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在改造工作中坚持了什么样的思想路线？
分析思路：
1、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原则、步骤和方针等。
2、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
3.开国第一刀
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行署专员张子善，都是 20 世纪 30 年代初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他们在国民党血腥的白色恐怖下，在艰难的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中，都曾为党和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英勇斗争，建立过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仅仅一年时间，刘青山、张子善便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蚀下腐化起来。他们利用职权，先后贪污国家救济粮、治河专款、地方粮，克扣民工粮、机场建筑款及骗取国家银行贷款等，共计 171 亿元。（ 当时的货币 ）
案件被揭发后，华北局将案件情况和如何处理刘青山、张子善的问题向中央写了请示报告。毛泽东看了华北局的报告后立即批示：“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认真对待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必须当作大斗争处理。”当时，党内有人出来想找毛泽东说情，认为刘、张虽错误严重，当判重刑，但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可否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不枪毙。毛泽东知道后说：正因为他们两人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这样，才能挽救 20个、 200个、 2000个 20000个犯有不同错误的干部。于是刘青山、张子善被处以极刑，这一处理结果，后来被人们称为“开国第一刀”。
案例来源：《党史博览》1997.11
适用范围：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
讨论题：
1、如何理解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 ?
2、你认为当前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应该做好哪些工作 ?
分析思路：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领导、管理和建设国家的艰巨任务，党自身地位和条件的变化，都使党面临新的严峻的考验，迫切要求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本案例反映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建国不久就将执政党建设放在一切党务工作的首位，始终强调在日理万机的繁忙工作中，务必坚持“党要管党” , 惩治党内的腐败分子毫不手软。严惩刘青山、张子善，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的决心，不仅有效地防止了干部队伍的腐败，而且对形成五十年代清新的社会风气和优良党风有很好的作用。今天，我们党的主流总的来说是好的，但是，一些腐败现象在党内确有滋长和蔓延。我们要有忧党忧国忧民的意识，把反对和防止腐败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在反腐败斗争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态度坚决。既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紧迫性，又要充分认识其长期性，毫不动摇地把党风廉政和建设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4.中英香港问题谈判始末
（一）
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末，中国面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同中国为敌的局面．那时香港作为中国从国外引进资金、技术的渠道，开展对外贸易的窗口，作用非同一般。
1972年6月15日，联合国非殖民地特别委员会通过决议，向联大建议从殖民地名单中删去香港与澳门。11月18日，第27届联大通过决议，批准了这一建议。
1978年的中国，开始了历史的新纪元，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中国走向改革开放，政局稳定、经济繁荣。这个时候的国际形势，较之从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冷战格局已开始被打破，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矛盾大为缓和，和平发展成为世界的主流．
中美关系的改善、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国重返联合国等国际环境的改善为中国实现统一大业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同时，随着1997年日趋接近，“新界”租期渐近届满，香港的前途也渐成为各方注意力汇集的焦点。英国希望了解中国方面对解决香港问题的态度意向。在香港的中小投资者也开始筹划、预测香港的未来。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代表中央提出中国在20世纪 80年代的三大任务，即：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世界和平，实现祖国统一。其中，实现祖国统一这个任务的重要方面，就是收回香港与澳门的主权。
中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立场是很明确的：我们要收回的不仅仅是新界，而是整个香港地区，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而从英国的角度来说，新界是必须还给中国的，但由于新界占香港地区土地总面积的92％，在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香港岛和九龙区离开新界根本不可能独立存在，这就迫使英国政府不能不从整体上认真对待中国提出收回全部香港地区的要求。
（二）
从1979年起，英国不断派员前来中国，想摸中国在香港问题上的底牌。港督麦里浩在这一年访华时，采取“侧面进攻”的方式，从商业事务的角度出发，要求中国领导人同意港英政府批出超越1997年s月的“新界”土地契约，把“新界”土地契约原本的年限规定（1997年6月27日）改为该地契“在英国王臂制此地区期间内有效”，借以达到模糊“九七大限”的目的。
同年九月，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宋之光答复当时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中国政府不同意英方的建议。
1982年，英国前首相希思带着撒切尔夫人交付的重任来到中国。见到邓小平，希思明确提出希望知道中国对香港的态度。邓小平回答：“无论将来香港的政治地位如何，香港经济现状会维持不变，投资者大可放心。”邓小平的话很含蓄，但是已经将中国政府对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表述得清清楚楚，这就是香港的主权必须收回，至于在经济上，可维持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希思进一步问道：“现在谈判是否有失仓促呢?”邓小平回答：“不，我们有办经济特区的经验，我们有逐步好转的国际关系，是考虑解 决香港问题的时候了。”
（三）
1982年9月23日，搬切尔夫人访华，中英两国围绕香港前途的谈判正式开始了。这时候，号称“铁娘子”的撒切尔夫人刚刚打胜了马岛战争，从阿根廷军队手中夺过两国争议多年的马尔维纳斯群岛。这一仗不仅打出了英国的威风，使世界对英国刮目相看，也大大提高了撒切尔夫人在国内的威望和国际的影响。
英国首相与中国总理就香港问题举行会谈时，英国首相首先阐述英国立场，强调“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在国际法上仍然有效”，只可通过协商加以修订，不可单方面予以废除。她说，假如现在实行或宣布对香港治权作出重大改变，则港人信心大失，香港繁荣不保。中国总理随后发言，拒绝了英国首相的主张，声明中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新界”租约届满之际收回整个香港地区，在恢复行使主权的前提下，中国将实行一系列特殊政策，包括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由香港当地中国人管理，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等，以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
撒切尔夫人同邓小平会晤时，坚持“三个条约有效”论，提议如果中国同意1997年后由英国继续管制香港，她愿意“考虑向议会提议以令中国满意的方式处理整个主权问题”。撒切尔夫人的这两张牌，前者为虚，后者为实。她早就知道，要想保住英国对香港的主权是不可能的，她之所以坚持三个条约依然有效，不过是想以此迫使中国让步，同意英国继续统治香港，玩所谓的“以主权换治权”的把戏。
针对撒切尔夫人的言论，邓小平明确表示，中国要解决的主要有三个问题：一是主权问题，双方要就香港归还中国达成协议；二是1997年中国恢复行使主权后对香港采取的政策，也就是如何管理香港；三是从现在起到1997年15年中的安排，也就是双方如何合作为中国恢复行使主权创造条件。这三者构成香港主权回归的完整意义。接着，邓小平坦率地指出，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1997年中国要收回香港，这是谈判的前提。从1864年英国占领香港至今，已经整整14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33年，到1997年就是48年。我们不是满清政府，不是李鸿章，如果到时还不收回，就无法向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交待。他说，中国的目标是既要恢复行使主权，又要保持繁荣稳定，两者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在保持繁荣方面，中国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制下才能实现。邓小平随即阐述了中国以“一国两制”解决香港问题的构想，并指出中国政府会制定出收回香港后实行的、能为香港人民和香港的其他投资者首先是英国所接受的政策。
撒切尔夫人不怀善意地问：“要是谈判不成功怎么办呢?”邓小平告诉撒切尔夫人，中国政府在作出要收回香港的决策时，已估计到了可能出现的各种状况。他意味深长地说，如果在15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中国将被迫重新考虑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么中国政府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作出决策。
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举行的这场会谈，比预定的一个半小时多出了50分钟。待撒切尔夫人走出时，脸色凝重。忽然，她一脚踩空，跪倒在地上。幸好走在她身旁的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港督尤德等急忙上前把她扶起，但这件事立刻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强硬的撒切尔夫人是碰上了对手。但是，撒切尔夫人在27日于香港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却继续坚持她的“三十条约有效沦”，这遭到丁香港中文大学和理工学院两校学生的抗议。
从1982年10月以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1983年1月起由姚广继任）与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在北京继续就谈判的基础与程序问题交换意见。由于英国在香港主权问题上立场不变，到1988年，磋商未能取得进展。．
面对中方毫不动摇的立场和停滞的情况，撒切尔夫人焦躁不安，她在1988年1月28日首相府召开的谈判小组工作会议上，竟提出如下建议：如果谈判不能进展，在短时间内让香港独立或自治，像当年在新加坡做的；亦可考虑在联合国主持下就香港问题举行全港投票，由当地居民公决。但是大家似乎对这些“爆炸性观点”都不感兴趣。
同年3月9日，撒切尔夫人在首相府会议后终于露出了妥协之态，致函中国总理说，英国不反对中国以其对香港主权的立场进入谈判。4月，中国总理复函表示，中国政府同意尽快举行正式谈判。中英第一阶段谈判宣告结束。
（四）
中英第二次谈判历时14个月，在北京共举行了22轮正式会谈和多次非正式接触。会谈前期，两国代表团团长分别为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姚广和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后来分别由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周南和英国新任大使伊文思接替。
会议大体可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落，指第1轮至第7轮会谈，主要议程是1997年后的安排。英方采取“主权和治权分离”的谈判策略，力谋“在承认中国对香港的主权的原则下，由英国继续大体像过去那样管治香港”。中方坚持主权和治权不可分割，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是指包括恢复行政管理权在内的完整主权，而不是一个架空的名义上的主权。在两方僵持的同时，由于英方散布“香港前途不明”的论调，香港发生“金融风暴”，港元汇率及股市急剧下跌。香港经济波动，英方损失也很惨重。不久，撒切尔夫人与港英当局采敢干预汇市、稳定港元的措施，使金融危机得以平息。实行对抗要冒关系破裂的危险，直到1983年lo月4日，撒切尔夫人授权柯利达在会谈中阐明，1997后英国将不再坚持英国管治，也不谋求1997年后同香港的任何“权力联系”。
第二段落，指的是第7轮会谈到第12轮会谈。中心问题是英方力求保持其在香港的传统利益与特殊地位。撒切尔夫人于1984年初，在首相府举行的会议提出把“谋求香港最大限度的自治”作为英方现阶段谈判的主要目标．企图以此来修改中方主张的“高度”自治的内涵。在谈判中，英方不再宣传“港人治港不可行”，并由鼓吹香港政制完美无缺转而强调英当局“绝对不会反对香港政治结构的未来发展”。但是英方在会谈中不时提出与其承诺相违背的主张，试图让英国人在1997后香港新行政体系内继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比如，中方希望今后13年过渡期，核心问题是港人要学习和参加管理，为实行“港人治港”创造条件，但英方强烈要求不应正式确定 1997年前为管治“过渡期”。
第三段落，指的是第13轮至第22轮会谈。这一段落的主题有两个，讨论过渡时期的安排和政权交接事宜，研究解决遗留的具体问题和商定最后文件。
这一段落遇到的最困难的问题是在香港设立中英联合机构问题。这期间，英方还在散布“中国未必遵守协议”的论调。 1984年5月，中国政府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方针和1997年恢复行使主权后对香港将采取的～系列特殊政策的主权内容，并获得会议的批准。邓小平随后又在接见香港官员时强调了“港人治港”的方针，并指出，只要是尊重自己的民族，诚心诚意地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的人，就是爱国者。这些讲话广为传播，“一国两制”日渐深人人心。
关于中英联合机构，英方希望推迟进驻香港时间，中方7月28日表示，如英方同意设立联合小组并以香港为常驻地，该小组进驻香港的时间及1997年后是否继续存在一段时间都可商量。否则，谈判中止。1984年7月29日，英方的态度果然有所变化，双方商定将联合机构定名为中英联合联络小组，该小组在协议生效时正式成立，于1983年7月进驻香港，并继续工作到2000年。至此，会谈的量后一个障碍终于得以清除。
7月30日，双方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就有关文件的形式和名称达成一致意见；协议采用“联合声明”的形式，内容包括中英两国政府所发表的互有关联的声明。9月18 B，双方就包括驻军，选举、协议文本草案在内的全部问题达成协议。9月26日，中英代表团团长在北京草签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协议的全部文件即一个主体文件、三个附件及双方准备交换的备忘录于同日公布。
1984年12月19日下午，是世人最为关注的一个时刻，中国总理和英国首相正式签署了《关于香港问厨的联合声明》，邓小平出席了签署仪式。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协议，它正式确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在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的历史，从此翻开新的一页。
案例来源：《21世纪》杂志，1997.3
案例适用范围：了解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经过。
讨论题:
1、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经过是怎样的?
2、如何理解“一国两制”构想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分析思路：
1、教师介绍香港、澳门问题的由来以及“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引导学生深入理解“一国两制”构想伟大的独创性。
2、让学生结合自己的了解谈谈“一国两制”构想对回归后的香港、澳门的稳定和繁荣的作用。
5.钱学森：一个人抵得上五个师
中国火箭之父钱学森，被公认为世界级的科技伟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空军高度赞扬钱学森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无法估计的贡献”。1950年7月，已经下定决心返回祖国的钱学森，会见了主管他科研工作的美国海军次长，并说准备立即动身回国，这位次长大为震惊。他认为“钱学森无论在哪里都抵得上五个师”。他说：“我宁肯枪毙他，也不愿意放他回中国。”钱学森不顾生命安危，历尽艰辛，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案例来源：汤庭芬.《邓小平理论普及读本》, 第144页，人民出版社1998
适用范围：知识分子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
讨论题：
1、结合本案例谈谈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2、谈谈你对“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要性的理解和认识。
分析思路：
1、钱学森是中国千千万万个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他为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本案例告诉人们，国家之间的竞争是科技力量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知识分子在国家安全和现代化建设中承担重大历史责任。尤其是在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作为先进科学技术的载体——知识分子，对于加快现代化个历史进程，有着特殊的重要作用。
2、我们必须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努力创造更加有利于知识分子施展聪明才智的良好环境，还要尽快地培养出更多的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科学技术专家，特别是一大批年轻的优秀专家，造就宏大的科学技术队伍。同时，对知识分子除了精神上的鼓励外，还要采取其他一些鼓励措施，包括改善他们的物质待遇，以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6.“数字鸿沟”：贫国与富国的新差距
发达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差距扩大不仅表现为传统意义上的人均收入差距扩大，更严重的是在新形势下已演变为“数字鸿沟”的形成和加深。所谓“数字鸿沟”是指两者之间在信息技术发展和掌握应用方面的差距，以及由此形成的贫富差距现象。以与人们家庭生活最为密切相关的电话为例：1991年，发达国家每百家拥有电话（包括固定和移动电话）49部，而不发达国家仅有0.3部；到21世纪初，发达国家增为121.1部，最不发达国家虽然增为1.1部，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巨大。非洲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2%，但只拥有世界2%的电话。再说电脑，发达国家每千人拥有电脑约300台，发展中国家仅为16台，最不发达国家更少。据2001年9月《金融与发展》杂志“关于全球数字鸿沟”的报告，世界互联网用户中，美国和加拿大占41.0%，欧洲占27.8%，亚太占25.8，拉丁美洲占4.2%，而最不发达国家集中的非洲仅占0.7%，其所享有的国际互联网宽带总和还不及仅有40万居民的卢森堡。更为重要的是，最不发达国家既缺乏发展信息产业的基础设施和庞大资金，又缺乏大量高质量的资讯人才，结果不仅难以提高其在信息产业发展中的国际竞争力，而且因为信息闭塞、观念陈旧，最终形成“信息贫困”。正如伦敦巴努斯研究所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的，“信息贫困者是真正的弱者，是新世纪的受害者”。
“数字鸿沟”进一步加剧了国际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在信息社会，信息就是财富，谁掌握了关键的信息技术，谁控制了信息产业的发展，谁就占据了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制高点。美国为此大量增加信息产业投资及研发经费，并决定从2001年起5年中对信息和软件方面的投资增加1倍以上，以维护其领先地位。欧盟于2000年3月正式提出“电子欧盟”概念，计划3年中筹资400亿欧元用于网络建设，在10年赶超美国。日本在2001年初决定实施“电子日本”战略，争取在5年内使日本成为世界最先进的IT国家。而最不发达国家由于资金和人才短缺，在很多情况下，只能发展一些由发达国家淘汰并转移过来的传统产业，从而在新的国际分工进一步处于劣势地位，甚至陷入“信息贫困的恶性循环”之中，日益被“边缘化”。更为严重的是，“数字鸿沟”造成国际经济发展中新的不公正、不平等现象已引起最不发达国家居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感，他们甚至在一些国际会议场合举行示威活动，从而使全球安全问题更加突出，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进一步发展。
案例来源： 摘编自谈世中 赵丽虹.《“数字鸿沟”：贫国与富国的新差距》，《求是》2003.11
适用范围：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
讨论题:
1、你认为应如何看待信息技术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变化？
2、调查你所在城市的信息化程度，并与中外同等规模的城市进行比较，提出合理化建议。
分析思路：
1、本案例旨在说明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客观的过程，正在改变着当今的世界，不过这种改变是一把“双刃剑”。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表现出的利远远大于弊；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其负面作用往往远远大于正面作用。
2、本案例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信息技术发展与掌握应用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向人们展示了“数字鸿沟”造成的新的不公平和不平等，而且这种新的不公平和不平等更加剧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两极分化。这是值得全球化关注的一个大问题，发达国家应该拿出更多的精力和实际行动来阻止鸿沟的继续扩大，以利于整个世界经济的良性发展;无论国际社会的磋商和帮助对阻止或延缓这一“鸿沟”能起到多大作用，发展中国家只能靠自救解决问题，尤其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更是如此。